原来如此。”接着又好奇的问道,“那这些几案上的名字是怎么回事?贾逵、丁鸿、杨终等人固然是经学大家,可是他们后面附注的这些小字,写的又是何人?”
申越闻言笑道,“国师是方外之人,自然不知道我们儒家的事情。我们儒家经历了暴秦的祸劫之后,许多经典只能依靠一个个老儒口耳相传,这样一来儒家经义也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解释。”
“同样的,这些满殿的大儒就算看同样典籍,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师承,也有自己的理解。所以,若是我们想要考究某个流派精华,就只能寻这位大儒的弟子辈来讲解。这后面的名字就是我们搜集到的,足以传承流派的儒生。”
庾献无语。
其实这事儿最本质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口耳相传,导致的今文学者和古文学者学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古代的书写方式是以竹简竖写,而且根本没有标点符号。不要说同一本书了,哪怕是同一句话,只要断句不同就会出现巨大的理解偏差。
比如说吧,那句争议很大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就有两种断句方式。
一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另一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按照第一种意思的解释,就是对老百姓要采取愚民政策,要告诉他们做什么,却不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按照第二种意思的解释,则完全不同。意思是,老百姓民智开通,做事有序,那就放任他们去做。老百姓要是愚昧不明,那就应该好好教导他们。
可以想象,仅仅一句话,就能形成完全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那么儒家的五本经典,不知道该生出多少种解释。
当典籍本身就靠不大住的时候,可以想象,这种师徒相授,口耳相传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这个时代,若是两个读书人相见,首先打听的就是你的师承。
你学的是哪本书,跟的是哪位大儒。
这就相当于后世问你是哪个大学,学的哪个专业。
因为不同的人哪怕教的同一本书,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比如说《易》学传承就有施、孟、梁丘、京氏等流派,《尚书》有欧阳和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等不同的传承。
有这些传承的,都是师父谱系十分清楚的,口耳相传得来的学问。
其他的大多都是自己琢磨典籍的野路子。
比如说吧,当初诸葛亮去江东舌战群儒的时候,严峻就曾经开口向他打听,“孔明治何经典?”
这句话,现在人可能莫名奇妙。
怎么吵着吵着,问人家读的什么书?
但若是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再来看,意思就很清楚。
如果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小伙子你很牛逼啊,你这么能叨叨,你是九八五毕业的,还是二一一毕业的?”
这一下子就戳到了诸葛亮的痛处了!
于是孔明当即来了个大爆发,喷的江东人人变色。
孔明到底怎么回事儿,大家都很清楚了。
——他是躬耕于南阳的函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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