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於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於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於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於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於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於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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