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太学生专门研究典籍，讨论所谓的圣人之言，而是研究各种各样的杂学，门类范畴之多，连他们也有很多闻所未闻。

　　看着一旁的文渊成员为自己讲解着0，1，2，3，4，5，6，7，8，9还有加减乘除这些天子明的术数符号，郑玄看着宽阔的房屋内分成各组讨论着不同问题的太学生，忽然觉得这才是自己一直希望中的太学，他本人少时求学，最后融汇百家，成了一代学宗，不论是天文地理，还是墨家，道家学说都懂得一点，因此并不反对太学生研究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儒学为本，百家为用，才是一个士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和郑玄关注术数，机关，格物，天文，地理这些学说不同，蔡邕和陈寔等人则是被讨论国家典章制度的文渊成员们的论调所吸引，他们并不是像其他太学生一样，总是围绕着被封为圣人之言的典籍来进行研究，而是根据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来论证国家可以施行的政策，而且不强调引经据典，而是追求数据和详尽的资料。

　　在几次接触了文渊的活动后，这三个太学的学术大师，都是看出了文渊背后是天子在支持进行各种在他们看来匪夷所思的研究。而那些太学生则根据天子的一些讲义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不断完善着其中的理论，同时进行着系统的归纳，在他们眼中，人数近五百的文渊成员们正在做着一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大事，他们在将原本散佚没有系统理论支持的杂学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创建新的学术典籍，不同于儒家对精神和道德的构建，这些学说全都是经世致用的物质方面，也许这个过程会很长，可是一旦完成，对整个帝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一时间三人都是思考着该如何面对这种改变。

　　文渊从一开始就被刘宏当成了培养技术官僚的组织，对他来说，儒学的确是最适合帝国的统治学说，但是不应该被过分抬高，从长远来说，对国家不利，儒学应该作为一种社会准则，而不是具体的手段，因为儒学本身就缺乏具体和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法，它更像是一份政治蓝图和纲领，出自儒家的法家，其实便是对儒家的补完。

　　对于刘宏来说，孔孟是各自所处时代的大家，可他们也从未认为自己的学说可以用之后世皆准，万古不替，孔孟都是总结前人所述才各自阐出自己的学说，只可惜自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那些儒生就把自己限制在了所谓的典籍中，三百年下来，不但是原地踏步，更是失去了先秦儒家的进取之意，后人不肖，却怪前人没有把学术做到完美无缺，只是证明了自己的无能和无耻。

　　“孟子曾有言，‘五百年而圣人兴。’孔孟等先贤之后，后人学术可有寸进，不过是在固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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